关于骨科手术后内植物的“取与留”，仍是临床实践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2025年《International Orthopaedics》分享了意大利骨创伤学会对500多位临床一线医生的调查，表明目前骨科内植物不取出是临床的趋势。

针对该文章内容及结果，在同一期刊上，来自法国的专家学者分析了该论文结果，并系统性地对“内植物是否取出”这一问题，作了概述，包括取或留的历史背景、技术考量以及患者等多方面因素，分享供骨科医师参考。

该调查的核心内容之一聚焦于教育维度。77%的受访者认为，未受监督的住院医师不适合独立开展植入物取出手术，但令人鼓舞的是，76%的住院医师表示在监督下开展此类手术时自信心较高（评分超过7/10）。

这一发现要求我们采取均衡的教育方式，在确保住院医师积累手术经验的同时，通过充分的监督降低患者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植入物取出手术占所有骨科择期手术的5%-30%，这一数据既凸显了其重要性，也反映出该手术开展频率的差异性。尽管植入物取出常被视为小型手术，但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诸多复杂情况，如螺钉滑丝、植入物断裂以及软组织并发症等风险。意大利骨科与创伤外科学会（SIOT）的这项调查，与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的一系列全国性调查共同表明，由于缺乏通用的循证指南，各国在植入物取出的临床实践中存在显著差异。

全球每年约开展 3500万至4000万例骨科和创伤手术，相当于每天近10万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约15%的手术涉及植入物取出，即全球每天约有1.5万例植入物取出手术。作为骨科临床中最常见的手术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常见的手术），其手术指征在全球范围内仍缺乏统一性。沃斯和费尔霍夫施塔德指出，在欧洲部分医疗环境中，植入物取出手术占骨科择期手术的比例高达30%，足见其临床重要性。

植入物在骨科手术中的应用，彻底革新了肌肉骨骼创伤、退行性疾病及先天性畸形的治疗方式。钢板、螺钉、髓内钉和假体等植入物，帮助骨科医生为数百万患者恢复了活动能力、减轻了疼痛并提高了生活质量。然而，随着这类手术的日益普及，关于是否取出植入物的争议，在外科领域和患者群体中都备受关注。

当骨骼愈合后，植入物便陷入了 “身份危机”—— 它们的使命已然完成，却依然留存于体内，有时甚至会在机场安检时触发警报，成为身体内金属异物的冰冷提醒。医生和患者都会陷入思考：取还是不取？取出过早，骨骼可能再次骨折；等待过久，植入物则可能与骨骼紧密融合，难以分离。

对500名意大利骨科外科医生开展的调查显示，医生们极不愿意为无症状患者取出植入物，在上肢植入物的处理上尤为明显。即使在 16-40 岁的年轻患者群体中，不取出植入物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尽管该群体的取出率略高于老年群体。这与荷兰、英国和西班牙的调查结果一致，这些国家有 60%-90% 的外科医生不会常规为无症状患者取出植入物。

植入物的植入操作通常有充分的研究支持，并遵循明确的临床指南，但植入物的取出却往往处于模糊地带，受主观指征、患者期望差异及不断更新的证据影响。该调查通过向意大利骨科与创伤外科学会的所有成员发放包含25个问题的在线问卷，收集了他们关于上下肢植入物取出的指征、常规做法及并发症等方面的信息。

尽管植入物取出是骨科常见手术，但关于其指征、疗效和并发症的争议从未停歇。由于缺乏全球公认的指南，临床实践存在极大的变异性，且往往受外科医生偏好、患者期望和地区医疗政策的影响。因此，基于现有证据制定循证临床指南的需求迫在眉睫。

调查还证实，患者出现症状是取出植入物的主要原因，其中不适、疼痛和功能受限是关键指征。在国际范围内，也存在类似趋势，只是在患者诉求、未来手术规划和心理安抚等因素的重视程度上有所不同。

植入物取出的主要指征可分为三大类：伴有机械或生物并发症的公认临床指征、患者驱动的原因以及外科医生主导的预防性考量。

• 公认临床指征

在全球范围内，最被广泛认可的植入物取出原因包括机械故障、感染、植入物移位、过敏反应以及明确由植入物引起的迟发性疼痛。当出现植入物断裂、松动或位置异常等机械故障，以及感染、过敏反应或植入物移位等情况时，取出植入物是明确必要的。

尽管机械故障和感染被视为明确的取出指征，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例如，是否应使用止血带？考虑到患者的病情和手术时间较短，使用止血带是否会增加静脉炎的风险？此外，如何可靠地诊断金属过敏，以确保取出植入物能切实解决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患者驱动的原因

相当一部分植入物取出手术是应患者要求进行的，其主要动机包括疼痛、不适、心理困扰，或认为植入物影响日常生活活动。马索尼等人近期的研究指出，在意大利骨科与创伤外科学会的成员中，不适是最常被提及的植入物取出原因。

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要求尊重患者的此类偏好，但当患者对取出术后症状缓解的期望与科学证据不符时，便会产生挑战。文献显示，仅有不到50%的患者在取出植入物后症状得到改善。部分患者可能会因担心植入物的使用寿命或潜在的长期健康影响而要求取出植入物。

• 预防性考量

在某些情况下，外科医生会建议取出植入物以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尤其是对于年轻患者，植入物可能会影响骨骼生长；而对于活动量较大的人群，植入物断裂的风险更高，因此也可能建议预防性取出。

植入物取出手术并非毫无风险，必须在潜在收益与风险之间进行谨慎权衡。常见的并发症包括取出不完全或残留碎片。恩沃苏等人的研究指出，残留植入物是取出手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这既凸显了该手术的普遍性，也揭示了其潜在的风险。

翁切等人的综合分析强调了植入物取出并发症带来的经济负担，这些并发症往往需要延长住院时间、进行翻修手术，从而增加医疗成本，在低收入国家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其他并发症还包括神经或血管损伤、术中骨折、手术时间和恢复期延长以及感染风险等。

赖斯等人的患者调查进一步显示，尽管许多患者在取出植入物后症状得到缓解，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出现了新的并发症，或对手术结果不满意。与以往文献一致，意大利外科医生认为钛合金植入物比不锈钢植入物更难取出。钛合金的力学特性，如其较低的弹性模量和潜在的冷焊接效应，增加了取出难度。超过 62% 的受访者持有这一观点，这与欧洲和北美研究的全球经验相符。调查还显示，医生对上肢植入物取出的谨慎程度更高，因为上肢手术技术难度更大，且存在神经血管损伤等并发症的风险，尤其是在前臂手术中。这一趋势与现有研究的结论一致，即若无明确指征，不建议取出上肢的植入物，特别是桡骨、尺骨和肱骨上的钢板。

植入物取出后的疗效存在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取出指征、手术技术水平和患者个体因素。已有多项研究尝试量化取出植入物的益处。在疼痛缓解方面，哈西卜等人发现，约 44% 的患者在植入物取出后四个月内，与植入物相关的疼痛得到了完全缓解。多项研究也记录了患者术后功能的改善情况。患者的满意度往往源于心理上的解脱，尤其是当植入物的存在引发焦虑或 “异物感” 时。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手术中获益，部分患者可能在术后出现新的症状或并发症。

尽管植入物取出手术十分常见，但关于何时应取出植入物，尤其是对于无症状患者，目前仍缺乏标准化的循证指南。汉森等人对骨科外科医生的调查显示，医生们的观点和实践存在很大差异，这进一步凸显了外科医生的经验和当地传统对临床决策的影响，而非循证方案。这也导致全球范围内植入物取出手术的开展频率分布不均，发展中国家的开展频率相对更高。

基于当前的证据现状，植入物取出的审慎做法需要包括共同决策、风险评估、制定标准化指南和前瞻性数据收集。让患者参与透明、循证的讨论至关重要。医生应向患者说明取出或不取出植入物的理由、预期益处、潜在风险和并发症，以及其他替代治疗方案。患者的年龄、合并症、骨骼质量、活动水平和植入物位置等个体因素，都应作为临床决策的依据。

专业学会和骨科研究机构应优先制定全球统一的、基于共识的植入物取出指南。这些指南应适用于不同的医疗环境和患者群体。建立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植入物取出登记系统，将有助于监测疗效、识别并发症模式，并为未来指南的制定提供支持。

骨科手术中植入物的取出，是患者期望、临床判断与不断发展的科学认知的交汇点。尽管某些取出指征明确，但许多情况仍处于主观的模糊地带，充满潜在风险。

骨科外科医生必须通过透明的沟通、个性化的护理和对循证实践的坚持，来应对这些复杂性。随着研究的推进和更可靠数据的出现，骨科界完全有能力制定标准化的方法，在患者安全、满意度和**临床疗效之间实现平衡。

意大利骨科与创伤外科学会的这项调查，为骨科文献做出了宝贵贡献，既揭示了意大利的临床实践情况，也呼应了全球对植入物取出问题的关注。该调查进一步强调，需要制定标准化的循证方案，以平衡手术风险、患者期望和资源利用。

医疗政策制定者、外科教育工作者和临床研究人员必须通力合作，填补现有空白，确保植入物取出的决策基于可靠的证据，并以患者的健康为中心。